在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减缓的大背景下，2018-2019年中国经历了一次短期经济下行。短期下行的原因包括外部环境的恶化、企业投资信心的低迷和过分严厉的监管措施。
面对这次短期下行，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通过适当的短期措施加以应对。这种应对不应简化为仅仅保持某一增长率，而是为了减小经济围绕长期趋势的波动。就是说，保持以中长期下行趋势值为基础的相对的增长速度。2019年上半年已经采取了以减税降费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但目前效果不太显著或尚未显现。2020年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
短期逆周期调节有若干政策工具可以选择。货币政策需要适度宽松。经济下行使企业间债务链更加脆弱，需要足够的流动性以避免债务链的断裂。数据说明，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价格全面上涨的风险存在但影响有限，因此通胀成为未来主要危险的概率较低。国际上2019年美联储连续降息也为各国降息提供了可能。这些都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提供了空间。与世界一些国家比较，我国银行准备金率仍然偏高，存在适当降低空间。也可以适当降低基准利率，使社融增速略高于名义GDP增速。
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通常有两个主要工具：政府投资与税收的变动。可以适当增加政府的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担忧是与政府债务风险联系在一起的。对政府债务风险应当进行分类管理，通过区分公益性债务和其他债务、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分别计算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具有长期效益的公益性基本建设投资所产生的债务的性质与一般债务不同，不能与一般债务一概而论。税收方面，2019年企业降低增值税和社保支出的作用，会逐渐显现。但由于税收监管的严格化，减税的作用也许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减税加剧了政府财政赤字，限制了进一步减税的空间。进一步的减税的先决条件是政府规模和开支的减小，存在一定难度。此外，对居民住房投资的行政性限制可以适当放松。
短期调节应当注意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各种政策的适当配合可以达到短期平衡和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这方面可以有多种组合。例如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保持GDP基本稳定略有增加的前提下调整消费-私人投资-公共投资结构。
在目前形势下，对公众信心和预期的调控是十分重要的。应当通过政府政策的传播，影响企业界和消费者的信心和对经济前景的预期。私人投资取决于企业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提升企业信心是以较小成本（在极端情况下无成本）提高私人企业投资的途径。要使企业相信政府的宣传和承诺，政府必须有实际的令人相信的举措，例如真正减小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才能使企业相信政府减税的诚意。
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应当更加务实合理，避免对各级管理人员和企业的伤害。政府监管的标准需要以保持经济的正常运作，保护企业的合理经营为基本前提。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开启新的管制的时机和条件，考虑管制的严厉程度，预估管制的效果，避免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雪上加霜。这方面，美国在20时机30年代大萧条时期有很多负面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综上所述，对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与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些问题的僵化的认识可能妨碍宏观政策对环境变化的应对。这些认识包括对企业和公众信心和预期的反馈和调控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适度监管原则和程度的认识，对政府投资所引起的债务风险的分类研究和深入分析，和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关系的更全面的认识等。
张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