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访谈】对话吴延晖教授：如果你一味给需求牵着走，那就只能一路卷下去丨港大大湾区MBA

吴延晖：做研究有很多需要妥协的地方。有些时候你对一个题目兴趣盎然，但不知道要做出个什么东西，只能放一放。有些时候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市场想要的，发表不了，最后选择退而求其次，把论文做成一个需求的东西。这是学术界常见的现象。但就我个人而言，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没做出来，就算论文发表了，总会觉得不爽快。一位叫Avinash Dixit的著名经济学家说，他的成功经验就是让自己永远处于刚刚读博士时的状态，对什么都充满激情，不用顾虑别人喜不喜欢。

02  “你走需求道路就必然去卷”

吴延晖：你去一二线的城市看看，感觉市场需求还是挺旺的，但往往大家蜂拥而上，做个两年就没钱赚了。比如咖啡行业，以前一杯三四十元，生意很好做，但现在像瑞幸这样遍地都是的连锁店，推出9块9的咖啡，这个行业就卷起来。虽说市场不乏热点，但转动得太快，根本捕捉不了稳定持久的商机。

吴延晖：这与近几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变缓有关。收入增长变慢，老百姓不敢花钱，消费层次自然扁平化。所以企业一旦进入市场，立马就拼抢中低档的市场节段。这个节段的消费者往往注重价格多于品质。这样，价格战就成为商业常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内卷。一旦有财大气粗的企业进入市场，来个掠夺性定价，中小商家就卷不动了，只能大逃亡。这个市场就没得玩了，赶紧去追下一个热点。

吴延晖：星巴克、网红咖啡店也卷，因为行业出乎预料的卷，星巴克不得不审视在中国的战略部署。这些有品牌或者有顾客忠诚度的店，价格需求弹性比较低，所以在行业卷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利润。

吴延晖：内卷是对过度竞争的一个形象说法，但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包括多种不同涵义。一种是竞争到从常人的角度看难以忍受，比如所谓的九九六，甚至七一五。另一种是竞争到出现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成群结队的博士去考公务员，或者中小企业动辄就要招硕士以上的员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竞争到企业利润微薄，只顾短期保命，不敢有长期念想。

资源浪费的内卷是市场低效的体现，往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比如企业在招人的时候，不知道招什么样的人最合适或者判断不了应聘者的能力，就只能冲着文凭去。而应聘者也不知道企业要什么样的人，也只能通过提供文凭来向劳动力市场发信号。这样整个社会就形成文凭竞争，企业买的是文凭不是生产效率，员工提供的也是一纸文凭而不是能力。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与此相反，保命式的内卷则是市场“过度有效”的体现。这跟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出现的经济外部化有关。经济外部化就是企业需要的资源，很快就可以从市场购买到，不需要企业内部积累。我们讲企业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讲企业资源内部化，如果什么东西都可以从市场买到，企业只是做点简单的加工，那企业就同质化，不存在什么竞争优势。一卷起来就真的是卷起千堆雪，然后大浪淘沙，利润灰飞烟灭。

吴延晖：一个行业的内卷最直接表现就是价格低廉，对消费者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是好事。比如喊个外卖，半小时就送货上门，东西也便宜，老百姓自然觉得物美价廉。但长远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产品趋同，企业利润空间太低，缺乏创新的动力。这跟政府发展高新产业的计划也是相悖的。内卷其实是一个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吴延晖：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数字化，特别是以平台电商的大量存在，总体上会加剧内卷，因为它加剧了经济的外部化现象。数字化降低了信息成本，大量商品非常容易就可以获得，也加剧消费者的羊群效应，导致产品更加趋于同质化，企业不得不打生死存亡的价格战。

另一种说法是数字经济有利于小众产品的异军突起，有助于发展长尾产品。这个在理论上没错，在美国的一些行业，比如音乐，也可能发生。但从中国的数据，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吴延晖：客观来说，以网络为主导的数字经济是有助于草根创新的。在传统经济时代，草根阶层根本就没什么机会可以单独地参与经济生产活动，就算有也找不到市场。现在有了网络经济，如果你有点才华，可以做个视频，写个小说，编个游戏，放到网络上去，说不定过几天就火起来。所以网络经济确实是极大地调动了大众的创造热情。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草根创新规模小，带动不了经济发展，而且创新模式收入直接来自消费者，最终只能靠“媚俗”来生存，很难做出有持久影响力的产品。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the wisdom of the crowds (群体的智慧)”。网络经济是通过用户的互动实现价值创造，这要求高质量的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创造大的经济效益。但草根互动基本是受平台左右，平台的目标和操作方式会决定草根创新的成功和方向。这是我的一个研究课题的内容，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03  “没有需求去玩创新，

吴延晖：出海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两个机遇：一是产能转移，二是技术创新。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走出口导向性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制造的规模经济，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产能过剩。企业出海创造了一个机制来消化过剩的产能，对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过去几年，企业出海的一个大转变就从被动出海到积极出海。不少企业家一出去，才发现海外市场别有洞天，在新的需求带动下增添了创新的动力。

吴延晖：跟需求型创新相反的就是供给型创新。就是不管需求怎么样，义无反顾地去做新东西。供给型创新不是说不要需求，而是在需求还没被人发现的时候，你还愿意去创新，最终你的创新引领了别人的需求。说得更好听一点就是，你站得高，看得远，去做先于时代和市场的创新。比如比亚迪做得很成功，感觉它不断地根据市场需要飞快地推陈出新。但实际上比亚迪的研发早就到位，储备了不少先进技术，一旦市场需求培育起来，马上就可以推出。更高明的是像乔布斯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把iPhone做出来，等市场来欣赏你的产品。

没有需求去玩创新，这是一个悖论，但是你能做到了，你就是真正地创造需求。而你如果一味跟着需求去创新，结果必定是卷起来。

吴延晖：供给型创新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朦胧感觉有那么个需求，但你又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初始市场规模很小，大企业不愿意去做。因为大企业更想做头部的产品，长尾产品利润太小它们看不上眼。所以大企业做供给型创新，需要把权力下放到有冒险精神的个人手中，这个不容易做到。相比之下，小企业负担比较小，反而敢做敢当，套用管理学者常说的话，小的才是美好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小企业不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企业，而是中小高新科技企业。

吴延晖：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创新。你看，亚洲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政府都号称要营造创新之都。但政府一没直接做创新的人才，二没市场需求的关键信息，也不敢直接投钱，所以往往是通过提供政策激励，比如补贴和退税，来间接推动创新。很多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找不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必须因地因时制宜。

政府的另一个做法是吸引人才。深圳市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可圈可点。你看看过去十几年，多少高校在深圳安家，这对一个城市的创新非常重要。很多人说起创新城市，就是数一数有多少个高新企业，有多少家独角兽企业。但我觉得，一个创新城市的标志，就得看高尖人才愿不愿在这座城市生活，看这座城市能不能容纳一批不太急功近利甚至感觉有点游手好闲的创造性阶层。

吴延晖：我们现在总把创新讲成多艰难多稀奇的事情。其实，喜新厌旧是人之天性，只要有好的土壤，给创造者足够的自由和资源，新想法、新科技、新产品自然会层出不穷。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但从创新的角度来说，的确有着最好的土壤。我看过一本叫《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的书，讲一群美国的生物医学科学家怎样在大学和企业搞发明创造的故事。书里讲到有些医药公司的大老板，放着董事会不开，整天跑去跟科学家瞎聊天。硅谷在最初起步的时候，也是美国政府给小企业一个合同，让它们去尝试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这些故事可能不具普遍意义，但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标新立异和特立独行的欣赏和鼓励。

现在美国很多有才华的年青人，搞创新的目的其实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为了让大企业来收购他们的产品。这样，他们不是针对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搞供给型创新，以创新者自己的理念为主导。比如现在火得不得了的chatGPT，开始也就是一群IT发烧友，用业余时间捣鼓出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需要有特殊才能的个人进行草根创新，然后有大财主愿意去扶持和收购它们。这个模式不容易学，因为需要宽松的创业氛围，需要有眼光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专家去推动。全国这么多个城市，但也就只有像深圳这样的少数几个城市，有条件往这个方向探索一下。